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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视角下看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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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袁世凯,人们想到最多的恐怕是两个词:“窃国大盗”、“卖国贼”,或者说的再轻点,一个“小人”。打小教科书就教导我们说: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为了做皇帝,和日本人签订了卖国的21条,最后在全国的声讨和唾骂中死去。

        历史,更多时候是由胜利者书写。所以很自然的我们提到蒋介石就想到了“人民公敌”;提到袁世凯就说是“窃国大盗”,甚至“卖国贼”。但,如果能跨过胜利者看历史的眼光,用另一种视角去审视,或许会有全然不同的感觉。当然,不能说这种感觉叫客观,但确实可以称为一种新意。

       在中国历史中,袁世凯是一个人物,不论你对袁世凯持什么样的评价,在探究中国历史时,袁世凯的一生永远是个无法跳开的环节。从弃笔投军、朝鲜平乱、小站练兵,到建立北洋、位及人臣,再到被迫下野、逼清退位,到最后恢复帝制,撤销帝制,撒手人寰。袁世凯本人的传奇正是晚清到民国这段复杂混乱的历史最真实的写照。

       如果历史有假如,假如清政府或者李鸿章能够同意袁世凯对朝鲜“废藩置省”的建议,恐怕整个朝鲜半岛的历史、东亚历史都会改写,也或许袁世凯能获得同左宗棠和刘铭传一样的历史评价!但,可惜,历史没有假如!朝鲜没有能成为新疆和台湾,袁世凯永远成不了左宗棠和刘铭传。不过,当我们再回首袁世凯上李鸿章书中那句经典的“我政府应立即彻底收拾朝鲜,建为一个行省。”时,恐怕很难相信这样的建议出自一个年仅26岁的年青军官之口!

        袁世凯22岁投淮军,第二年入朝,在朝鲜平乱中显示锋芒,23岁便以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的身份驻藩朝鲜。袁世凯在朝鲜的12年里,北抗俄罗斯,东挡日本,南拒英法,努力维系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袁世凯在朝鲜所做的一切,可以用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教授郭廷以的话来概括——袁世凯在朝鲜十二年是爱国志士之行。客观的讲,袁世凯在朝鲜期间的所为,足以证明他是个任事之才,是在这中朝“宗藩关系”转型末期,不顾一切,死命“打拼”的一位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

        后来,甲午中日开战,朝鲜兵败后,袁世凯归国接管了定武军,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小站练兵”。以德国和日本的建制建立起了新式陆军。李鸿章死后,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兼任练兵大臣,并在保定创立北洋军政司,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以“小站练兵”的模式练北洋常备军,一支由步兵、骑兵、炮兵、工程兵、辎重兵组成的中国最早的近代化诸兵种合成军队自他手中逐步形成。此为袁世凯军事上最大之功业,袁世凯自然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军队近代化的主要奠基者之一,毫不夸张的说,袁世凯甚至可以称为中国军队近代化之父。后来的国民革命军军制模式,多由北洋军沿袭而来。

     袁世凯的历史贡献并不仅仅表现在军事和朝鲜上,在晚清的内政上,袁世凯也可以堪称干练的能臣。袁世凯是继李鸿章之后的晚清汉族干臣,身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参预政务大臣,练兵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等职,号称一人身兼八大臣。袁世凯利用自己的权利地位,大力建新学的学校,主张废科举,引进西方学说,培养新政人才;成立一支警察部队,令中国军警分离;提倡实业,办工业学堂,对优秀的企业颁发荣誉;修筑京张铁路(詹天佑修的京张铁路是由袁世凯决策和筹集资金并且决定用中国人自己来修的)。客观的说,袁世凯在中国近代制度建立方面是有贡献的。

    后人对袁世凯是有所诟病,多是来自中国人传统意义上的忠义观,这种观念不会因为袁世凯的在朝鲜的贡献和他的才能而改变,更何况教科书中对他广泛而深度的鄙夷,更加深了人们对他诟病的态度!袁世凯不忠来自于他的两次窃国,先窃取了清(或者叫窃取了辛亥革命果实),后窃取民国(或者叫称帝);袁世凯的不义来自于传说中他对维新党的出卖,更有来自国耻的“二十一条”。

    但有些东西确实不能细看,因为一细看,你就会发现:

    袁世凯出卖维新党之说疑点重重。

   清朝的终结那是历史必然,孙中山无力北伐,袁世凯顺应历史必然和平迫使清帝逊位,以不流血的方式实现了南北的形式统一,多少是功劳的。要知道,在武昌起义之时,袁世凯大可以做一回曹操或司马炎,架空清帝,宣布立宪开国会,挥北洋精锐南下,天下可定,在或者先做一回清的忠臣,手握精锐之师,南下平定叛乱,再拥得胜之师回京逼宫,也不失宋武帝之道。何必搞的被满遗视其为乱臣贼子,被革命党视其为窃国大盗,两头不是人。

    至于称帝,清末民初本身就存在君主立宪同共和两种思想潮流的交锋,袁世凯的洪宪也好,张勋的复辟也吧,都无非是君主立宪派向共和派占主导的社会体制发起的尝试而已,在另一种视角下,用矛盾的观点看,却也好像只是矛盾的对立和统一罢了,却也无法说出对错。

    对日的“二十一条”,袁世凯做过努力,最终的签定版本已和日本提出的原始版本大一样,胡适甚至认为“二十一条”是袁世凯政府的胜利。其实在当时中国积弱的背景下,袁世凯政府所签定的又何止一个“二十一条”,据有关统计袁世凯当权几年,和列强先后签订了100多个不平等条约。这是袁世凯一生最大的诟病,但这样的诟病又何止是他一个人的错,在国家的积弱,民族的贫困面前,也就只能依靠外交的争取,而袁世凯的外交手段能争取到如此结果已经属于不容易。中国的著名外交家顾维钧曾经这样评价过袁世凯:“袁总统在对外关系上是煞费苦心的,对政府所做的一切亲自承担了责任”;他“是个老练的政治家。他不仅深知中国的贫弱,也洞悉日本帝国的扩张政策”;袁世凯“是一个爱国者,即他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特别是对日关系中,唯恐丧失中国的主权”。顾维钧作为一个既有实践经验,又有较为系统的外交理论和国际法知识的外交官,认为袁世凯是一个爱国者,颇值得人们深思。

    胜利者书写的历史,或许可以作为正史。但如果人们换一个视角去看历史人物,却可能发现另一面。我无意为袁世凯翻案,因为回首那一份份的不平等条约,就不由心疼。但另一个视角带来的或许是可以超越“窃国大盗”,“卖国贼”定论的历史感观,以及通过袁世凯的曲折一生而反映出来的晚清到民国这段复杂混乱的历史。这一切正如“卖国贼”袁世凯在遗书自挽中所写“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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